火星号精选 | 劫波研究系列之十二:不可篡改,加密与风险(1)

区块链技术的核心价值在于帮助数字世界打造一台合理系数的风险配置状态机。

火星号精选 | 劫波研究系列之十二:不可篡改,加密与风险(1)

区块链技术的核心价值在于帮助数字世界打造一台合理系数的风险配置状态机。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区块链将在互联网之后进一步扩展分布式的边界。

— 风险状态机 阿帕网 分布式 

我们的很多朋友读到现在,大概对区块链的印象还是有些模模糊糊。从协作开始,我们谈到了博弈论,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我们对于未来经济和组织变化的一些观点。然而有关区块链技术的细节,我们仅仅是在分布与共识的章节中抽象出了其中最核心的五个要点。

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它们分别是代表群体达成决策(共识)端的不可篡改、开源与开放,和代表个体利益诉求(分布)端的加密、激励与协调预期,此外还有以上四个技术赖以发展的p2p传输网络。

这当中最为核心的两项是不可篡改和加密,也正因为它们的存在,令区块链变得有些与众不同。或者说,如果我们将区块链所构建的体系视为一幢精妙无比的大厦,那么让这座大厦得以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取得不朽地位的要义,就来自于不可篡改和加密。 

我们经常会听到区块链将颠覆互联网这样的言论,然而事实上,除了这两项技术之外,其它三项在互联网的结构中早已存在。甚至这两项本身也并不是什么中本聪的独创,它们或多或少在互联网时代就曾有过与之相关的不少运用。此外,我们还应该了解到,目前几乎所有的区块链项目,其实均是搭建在我们已有的互联网之上。

正如我们在之前文章中提到的,区块链只是将原来的数据库转换成“方形”的格子存放,并且以链式的结构将其前后单向相连(DAG即有向无环图的排列方式与此不同,也正被应用于希望运用区块链解决的类似问题的场景,但其是否属于区块链的一支目前仍存争议)。

互联网经过四十年的发展,本身已经聚集了大量颇具价值的数据。区块链技术的初衷,是通过数据生产、存储和分发机制的重新排列,进一步释放这些数据的动能,同时解决现有网络体系下,数据安全性、真实性、可流动性、数据资产定价和个体数据所有权、隐私权等方面的问题。当然,如果设计得当,它还将进一步推动全部物理实体数字化的进程。

愈发强大的数字机器,正在吞噬着群体和个体之间原本清晰的边界,原本属于个体的利益也正在被这台巨型机器不断蚕食。而诞生于社区中的区块链,从一开始就包含了更多对于个体价值关注,从这个角度来讲,其核心价值也即是为人类进一步迈向数字世界打造一台更为精确的风险配置状态机,以期更好地平衡二者的利益,同时降低整个系统的风险系数。

以中本聪为代表的区块链技术的先驱们早在互联网诞生不久就开始了上面的探索,并且终于在密码学中找到了这个武器(状态机)。不可篡改和加密技术最终也是源自于密码学的相关理论。由于区块链和互联网之间存在着莫大的联系,并且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互联网的一种延续和升级,因而在正式谈论区块链技术之前,先让我们完整地了解一下互联网的发展历程。

互联网最早源自美国的高级研究计划署(ARPA)。1969年,两台分别交付给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斯坦福大学研究院的接口信息处理机,首次尝试使用超过350英里长的租赁电话线路通信。这是由该机构主导研发的阿帕网(APRANET)的第一次传输,阿帕网也就是我们今天所普遍使用的互联网的雏形。

火星号精选 | 劫波研究系列之十二:不可篡改,加密与风险(1)

互联网诞生的原因,来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苏冷战时期,美国军方抗核打击通信体系的建设。在剑桥大学的乔尼·赖安撰写的互联网历史书籍《离心力》中,描述了兰德公司的巴兰对于避免传统中枢式网络可能遭遇的一次性毁灭打击的改造设想。

在巴兰于1962年撰写的《论分布式通信网络》备忘录中,他描述了这种采用没有中心点,并有冗余可供使用的分布式网络的工作原理。有了这样的模型,哪怕敌军摧毁了大范围的通信设施,美军依然可以凭借剩余的节点可靠地指挥核力量。

这在当时属于非常激进的设想,如果巴兰提及的理论得以实施,等于是在上百年构建的强大的中心化范式的工业体系之外,重新建构出一套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数字生态。为了实现以上想法,就要把两门八竿子打不着的学科——计算机和通信结合起来。

这在今天的我们看来非常不可思议,我们很多从事金融和科技工作的朋友都知道TMT这个英文缩写(Technology, Media, Telecom,是科技、传媒、通信行业的统称),但在几十年前,它们之间并不如我们现在日常观念中的那般密不可分。

巴兰大胆的提议最终并没有在等级森严的军方内部得以实现。1966年,由美国国防部发起设立的研究机构ARPA,基于让其位于全国各地研究中心的大型计算机间方便沟通的目的,再次启动了分布式网络通信的项目,并最终促成了1969年阿帕网的诞生(后来被网速更快的NSFNET于1990年替代)。

伴随着计算机之间网络连接的不断成熟,通信媒介开始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在极客和草根精神的引领下,互联网进一步向着开放的道路前进。在从军用渐渐进入民用之后,它逐步打破了之前由AT&T等公司主导的封闭式的通信网络,促进了数据的自由流动,最终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分布式的繁荣时代。

我们在论述区块链框架的时候就曾经提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乃至宇宙的演化,都遵循发散与收敛、分布与共识交替的规律。这其间的核心因素我们可以简单地用热力学第一定律来理解,即能量守恒。

由于这一特性的存在,当支撑发散的能量不足的时候,物质就会逐渐收敛起来。相反,收敛的时间久了,能量又有往别处扩散的冲动,也便促成了新一轮的发散。人类历史上的兴衰更替也大抵如此,中国作家罗贯中就曾在《三国演义》中写到:“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如果说人类历史的分分合合还显得过于宏大,不便于我们理解事物的细节和本质,那么就让我们将目光集中于互联网所属的现代通信媒介的变迁。哈佛大学的学者吴修铭在其著作《总开关》中,完整地梳理了美国通信业的发展历程——从电话、广播到电影、电视直至最近的互联网,期间都经历了无数的分合交替。

以电话业为例,1876年,初创公司贝尔通过专利诉讼,并借由当时以电报为主业的西部联盟公司身陷恶意收购泥沼的机会,一举从其手中抢下了电话市场的份额,打破了西部公司的垄断地位,成功实现了电话市场的“分布”。

1907年,摩根控制了贝尔公司,驱赶了原来的管理层。借助资本的力量,贝尔公司掌握了西部联盟公司多数的股票,从此拥有了全国性的电话网络,完成了由新兴力量向垄断巨头的转变(共识)。同时期,AT&T从贝尔公司的子公司变为其控股的母公司,这一垄断周期一直持续到1984年。

接下来,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国家安全局等政府机构的干预下,AT&T经历了一次先分拆,而后再次合并的过程。在贝尔公司的第一个垄断周期当中,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阿帕网诞生了。

*文章为作者李凯龙原创独立观点。 未经授权, 禁止擅自转载。 

*李凯龙,数字机构劫波科技创始人兼CEO。

李先生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法学院获得硕士学位,拥有香港中文大学mba及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文学学士文凭,并被公派到欧洲多个国家留学。李先生曾供职中美顶级的一/二级市场投资及基金;曾于腾讯从事研究与投资工作,期间在腾讯研究院担任首席研究员;曾出任中国五百强佳兆业金融控股总裁助理职务,负责战略业务规划及金融/科技/消费板块的投融资和运营管理。李先生还是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及研究生课程讲授学者,并为清华大学院系校友会之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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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2019-02-19 16: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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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技术的核心价值在于帮助数字世界打造一台合理系数的风险配置状态机。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区块链将在互联网之后进一步扩展分布式的边界。

— 风险状态机 阿帕网 分布式 

我们的很多朋友读到现在,大概对区块链的印象还是有些模模糊糊。从协作开始,我们谈到了博弈论,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我们对于未来经济和组织变化的一些观点。然而有关区块链技术的细节,我们仅仅是在分布与共识的章节中抽象出了其中最核心的五个要点。

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它们分别是代表群体达成决策(共识)端的不可篡改、开源与开放,和代表个体利益诉求(分布)端的加密、激励与协调预期,此外还有以上四个技术赖以发展的p2p传输网络。

这当中最为核心的两项是不可篡改和加密,也正因为它们的存在,令区块链变得有些与众不同。或者说,如果我们将区块链所构建的体系视为一幢精妙无比的大厦,那么让这座大厦得以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取得不朽地位的要义,就来自于不可篡改和加密。 

我们经常会听到区块链将颠覆互联网这样的言论,然而事实上,除了这两项技术之外,其它三项在互联网的结构中早已存在。甚至这两项本身也并不是什么中本聪的独创,它们或多或少在互联网时代就曾有过与之相关的不少运用。此外,我们还应该了解到,目前几乎所有的区块链项目,其实均是搭建在我们已有的互联网之上。

正如我们在之前文章中提到的,区块链只是将原来的数据库转换成“方形”的格子存放,并且以链式的结构将其前后单向相连(DAG即有向无环图的排列方式与此不同,也正被应用于希望运用区块链解决的类似问题的场景,但其是否属于区块链的一支目前仍存争议)。

互联网经过四十年的发展,本身已经聚集了大量颇具价值的数据。区块链技术的初衷,是通过数据生产、存储和分发机制的重新排列,进一步释放这些数据的动能,同时解决现有网络体系下,数据安全性、真实性、可流动性、数据资产定价和个体数据所有权、隐私权等方面的问题。当然,如果设计得当,它还将进一步推动全部物理实体数字化的进程。

愈发强大的数字机器,正在吞噬着群体和个体之间原本清晰的边界,原本属于个体的利益也正在被这台巨型机器不断蚕食。而诞生于社区中的区块链,从一开始就包含了更多对于个体价值关注,从这个角度来讲,其核心价值也即是为人类进一步迈向数字世界打造一台更为精确的风险配置状态机,以期更好地平衡二者的利益,同时降低整个系统的风险系数。

以中本聪为代表的区块链技术的先驱们早在互联网诞生不久就开始了上面的探索,并且终于在密码学中找到了这个武器(状态机)。不可篡改和加密技术最终也是源自于密码学的相关理论。由于区块链和互联网之间存在着莫大的联系,并且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互联网的一种延续和升级,因而在正式谈论区块链技术之前,先让我们完整地了解一下互联网的发展历程。

互联网最早源自美国的高级研究计划署(ARPA)。1969年,两台分别交付给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斯坦福大学研究院的接口信息处理机,首次尝试使用超过350英里长的租赁电话线路通信。这是由该机构主导研发的阿帕网(APRANET)的第一次传输,阿帕网也就是我们今天所普遍使用的互联网的雏形。

火星号精选 | 劫波研究系列之十二:不可篡改,加密与风险(1)

互联网诞生的原因,来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苏冷战时期,美国军方抗核打击通信体系的建设。在剑桥大学的乔尼·赖安撰写的互联网历史书籍《离心力》中,描述了兰德公司的巴兰对于避免传统中枢式网络可能遭遇的一次性毁灭打击的改造设想。

在巴兰于1962年撰写的《论分布式通信网络》备忘录中,他描述了这种采用没有中心点,并有冗余可供使用的分布式网络的工作原理。有了这样的模型,哪怕敌军摧毁了大范围的通信设施,美军依然可以凭借剩余的节点可靠地指挥核力量。

这在当时属于非常激进的设想,如果巴兰提及的理论得以实施,等于是在上百年构建的强大的中心化范式的工业体系之外,重新建构出一套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数字生态。为了实现以上想法,就要把两门八竿子打不着的学科——计算机和通信结合起来。

这在今天的我们看来非常不可思议,我们很多从事金融和科技工作的朋友都知道TMT这个英文缩写(Technology, Media, Telecom,是科技、传媒、通信行业的统称),但在几十年前,它们之间并不如我们现在日常观念中的那般密不可分。

巴兰大胆的提议最终并没有在等级森严的军方内部得以实现。1966年,由美国国防部发起设立的研究机构ARPA,基于让其位于全国各地研究中心的大型计算机间方便沟通的目的,再次启动了分布式网络通信的项目,并最终促成了1969年阿帕网的诞生(后来被网速更快的NSFNET于1990年替代)。

伴随着计算机之间网络连接的不断成熟,通信媒介开始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在极客和草根精神的引领下,互联网进一步向着开放的道路前进。在从军用渐渐进入民用之后,它逐步打破了之前由AT&T等公司主导的封闭式的通信网络,促进了数据的自由流动,最终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分布式的繁荣时代。

我们在论述区块链框架的时候就曾经提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乃至宇宙的演化,都遵循发散与收敛、分布与共识交替的规律。这其间的核心因素我们可以简单地用热力学第一定律来理解,即能量守恒。

由于这一特性的存在,当支撑发散的能量不足的时候,物质就会逐渐收敛起来。相反,收敛的时间久了,能量又有往别处扩散的冲动,也便促成了新一轮的发散。人类历史上的兴衰更替也大抵如此,中国作家罗贯中就曾在《三国演义》中写到:“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如果说人类历史的分分合合还显得过于宏大,不便于我们理解事物的细节和本质,那么就让我们将目光集中于互联网所属的现代通信媒介的变迁。哈佛大学的学者吴修铭在其著作《总开关》中,完整地梳理了美国通信业的发展历程——从电话、广播到电影、电视直至最近的互联网,期间都经历了无数的分合交替。

以电话业为例,1876年,初创公司贝尔通过专利诉讼,并借由当时以电报为主业的西部联盟公司身陷恶意收购泥沼的机会,一举从其手中抢下了电话市场的份额,打破了西部公司的垄断地位,成功实现了电话市场的“分布”。

1907年,摩根控制了贝尔公司,驱赶了原来的管理层。借助资本的力量,贝尔公司掌握了西部联盟公司多数的股票,从此拥有了全国性的电话网络,完成了由新兴力量向垄断巨头的转变(共识)。同时期,AT&T从贝尔公司的子公司变为其控股的母公司,这一垄断周期一直持续到1984年。

接下来,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国家安全局等政府机构的干预下,AT&T经历了一次先分拆,而后再次合并的过程。在贝尔公司的第一个垄断周期当中,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阿帕网诞生了。

*文章为作者李凯龙原创独立观点。 未经授权, 禁止擅自转载。 

*李凯龙,数字机构劫波科技创始人兼CEO。

李先生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法学院获得硕士学位,拥有香港中文大学mba及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文学学士文凭,并被公派到欧洲多个国家留学。李先生曾供职中美顶级的一/二级市场投资及基金;曾于腾讯从事研究与投资工作,期间在腾讯研究院担任首席研究员;曾出任中国五百强佳兆业金融控股总裁助理职务,负责战略业务规划及金融/科技/消费板块的投融资和运营管理。李先生还是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及研究生课程讲授学者,并为清华大学院系校友会之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