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BARCLAY BRAM
翻译：DUANNI YI
4月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将数字资产挖矿列入“淘汰类”产业。
此前，各大矿商们一直从过剩的能源中赚取价值不菲的数字货币。而现在，一纸禁令可能会使这场“淘金热”提前终止。
本文原载于《连线》（Wired）杂志“深度阅读”专栏，由加密谷独家编译。
高先生告诉我：“在中国，不要因为某些事不违法，就以为它是合法的。”说完这句话，他停顿了一下，吸了一口气。
高先生是一个 BTC 矿主，拥有数千台矿机，其中一部分出租给其他人。他实力雄厚，有重新购置11万台新机器，将其产业布局全面覆盖到四川、云南等西部省份和新疆、内蒙等人迹罕至之处的计划。
尽管 BTC 价格在过去一段时期经历了过山车式的急剧下跌，最近才开始逐渐回暖，但高先生的产业扩张计划从未停止过。
中国拥有全球70％的挖矿能力，其中七成以上的产能来自四川山区，那里丰富的水电资源成就了全球最便宜的挖矿成本。但是，这种“淘金热”正在受到威胁。
在形形色色、背景各异的矿业老板们通过法律的灰色地带赚取可观的利润时，2019年4月8日，这个国度的最高产业指导机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其官网公布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征求意见稿)》。这则看似不起眼的新闻引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和解读。
显性来看，中国政府对加密经济的官方态度有了微妙的转变，由此前的全面禁止改为：鼓励允许范围内的区块链信息服务，抑制数字资产挖矿。这意味着，数字资产挖矿将被列入“淘汰类”产业，前路难测。
对于那些处在加密经济食物链顶端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警报，他们要在大限到来之前尽可能多地聚拢资金。
矿工通过将交易串联成集群（称之为“块”），由此构成“链”——来保护网络，维护基础设施（称之为“区块链”）。这使得数字资产相对分散，理论上被攻击或劫持的可能性变得极低。在这一过程中，矿工以数字资产的形式得到回报。
为了维持数字资产的市场稳定率，挖矿难度会随着算力的增加而提高，同时也更加耗电。因此，在 BTC 推出几年后，矿机开始逐步专业化，由最初的台式电脑、小型单元房，逐渐过渡到拥有数万台机器的集中作业，在大型仓库中配备专业的冷却设备，以防止矿机过热。矿场中的工程师夜以继日的工作，以确保所有矿机正常运转，另外的管理团队则负责运营和商务工作，与当地政府和电力供应商搞好关系是最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
往前回溯，BTC 的价格经历了剧烈的动荡。它曾在2017年12月期间飙升至2万美元，却在2019年2月暴跌至3,399美元，此后，价格便稳定在4,000到5,000美元的区间。当然，这对既有的矿工业务并未造成太大的影响。他们认为，只要每枚 BTC 的价格不低于成本，并且总体趋于增值，他们的收入就会保持稳定。
“在2018年 Q4，创造一个 BTC 的生产加权现金成本平均为4060美元左右。”这是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的研究结果。这意味着，随着 BTC 价格持续在4000美元关口徘徊，它可能会跌至一个在财务上无法覆盖开采成本的水平。
但是在中国，这个全球法则不太适用。有研究指出，中国丰富的廉价电力使矿商能够将每枚 BTC 的挖矿成本维持在2400美元左右。
“中国有这么多挖矿从业者的原因很简单，”中国首批 BTC 投资者之一、要求匿名的张先生告诉我。“可以轻松的获得机器，有廉价的劳动力来维护它们，建造挖矿设施的成本也很低。关键是，这里有很多过剩的电力需要被利用起来，用来挖矿顺理成章。”
当交易 BTC 的人们整天盯着自己的屏幕，查看各种交易所的数字资产价格时，矿工们更感兴趣的是每千瓦电力的价格，以及能在何处找到稳定持续、不会被当地政府切断的电源供应。
“挖矿产业让我相信 BTC。”高先生坐在四川成都的一家高档购物中心对我们说道。“一旦你看到了显性的成本，比如机器、冷却设施、以及劳动力，你就会意识到：BTC 并不是无形的东西。它必须具有某种固定价值，否则这一切都是为什么？”他边说边拿出手机，给我们看他的矿场的照片：坐落在四川山区的一系列巨大的仓库。
四川甘孜孔玉乡，一名工人正在检查挖矿设备。图片来源：《华盛顿邮报》
在发改委的“重磅炸弹”正式出台之前，BTC 在中国的法律地位仍然很模糊。
2016年和2017年，人们对 BTC 和其他数字资产进行了各种猜测，代币融资和交易所数量激增。其中不乏骗局。
坊间传闻，中国最早的区块链融资项目可以回溯到2012年。此后更是奇闻不断，比如，一个自称“烤猫”、毕业于中科大的天才少年蒋信予推出了专属的挖矿硬件“butterfly mining rigs”，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北，随即人间蒸发。
中国政府对加密产业的迅速发展感到担忧，因此介入，启动了全面改革。在“九四禁令”出台后，大多数早期试水者关闭了他们的业务，有一些人离开了大陆，在新加坡、马耳他等地设立新址。币安赵长鹏就是一例。但如果他们从中国公民身上赚钱的行为败露，将会仍然受到中国法律制裁。
美国国会图书馆 (US library of Congress) 的统计数据显示，类似的监管改革举措使得以人民币计价的 BTC 交易量全球占比从高峰时期的90%，跌至如今的1%。
在中国拥有或交易 BTC 并不违法。但是，你不能用人民币购买 BTC，或用人民币兑换 BTC。考虑到数字资产当前的使用途径非常有限，这意味着，中国的 BTC 只能当做价值存储手段——并且是以密码形式存储的无形价值。
加密资产热潮并不会因为一纸禁令而自然冷却，逐利是人的天性。在现实操作上，有相当数量的 OTC（场外交易）并非通过交易所进行，而是通过微信或支付宝这样的渠道。利用支付宝，用户转账给某个中间人，对方确认收付后将所需数字资产的相应金额发送到指定地址。这需要彼此之间高度信任，因为，这种交易属于没有任何追偿权的“欺诈性”要约，不受法律保护。
当然，跟频频暴雷的 P2P 或其他形式的非法融资相比，这只是沧海一粟。但因为区块链天然离“钱”比较近，所以引起了监管层的警觉。
从监管的角度来看，数字资产让人头痛。政府对公民的资金转移行为实施了极其严格的管控。“在中国，钱就像捕虾器。”驻上海的研究人员 Dr. G.M. Bell 说。“把钱弄进这个国家很容易，弄出去很难。”分布式的数字资产对意图控制公民钱包的政府威权造成了严重挑战，这就是中央政府对交易所采取严厉措施的原因。
然而，鉴于 BTC 和区块链在未来的巨大科技潜力，政府也不愿彻底禁绝相关活动。因此，就出现了“区块链服务实体经济”式的官方话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算是风险和机遇的对冲，是典型的“中国式智慧”。
考虑到合法交易渠道缺失和场外交易的巨大风险，在中国，挖矿是获得数字资产的最佳方式，也最安全。尽管中国的矿工与其他国家的加密无政府主义者有明显区别，但这些 token 确实是合法诞生的，这让挖矿行为天然的蒙上了政治色彩。
当我向某位著名的挖矿大佬询问这个问题时，他显得不屑一顾。
“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是自由主义者。甚至不知道谈论这些‘高端词汇’有什么意义。严格的来说，我是民族主义者，很爱国。我只是觉得它给了人们一个新的资产选择渠道，也能让我致富。仅此而已。”
由于交易所和代币融资渠道已经完全关闭，目前也没有合法的方式将数字资产兑换成人民币，因此，挖矿成了支撑这座“无形大厦”的最后一个支柱。
如果政府决定彻底摧毁中国的加密产业，只需要禁止挖矿。发改委发布的产业指导声明表明，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靴子什么时候落地，大家还在观望。
该文件暗示，挖矿作为“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不安全或不遵守法律”的经济活动的一部分，可能会被完全取缔。但是，与我交谈的矿工群体对这一消息似乎并不感到惊讶，也没有过度气馁。
有人指出，该法案目前仍处于公众咨询阶段，退一步讲，即使它最终通过，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指令也不会马上执行，最初的检查会相当松懈。这是中国的惯常做法。
但是另外一些人可不这么想。他们已经开始着手在海外摸索退路。
挖矿在中国有着独特的意义。在一些圈子里，加密资产挖矿被视为一种清除过剩电力产能的有效方式。
霍比特矿位于与四川交界的青藏高原的偏远山区，地理位置优越。紧邻水力发电机组，保证了其可靠的电力供应，费用非常便宜。图片来源：《华盛顿邮报》
从美国到加拿大，再到欧洲和中国，批评者经常宣称，数字资产是一场环境灾难。他们提供了一组数据，2017年，全球范围内的BTC挖矿活动消耗的能源与丹麦全国的用电量相等。这是真的，但同样真实的是，2016年，中国云南省浪费了320亿千瓦时的电力——这也大致等同于丹麦当年的电力消耗。
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的发展节奏从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铁公鸡”转向以消费升级和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服务性产业，另一方面，区域发展不均衡和令人窒息的淘汰落后产能也导致了电力的严重过剩。
在内蒙、新疆等地尤其如此。那里的燃煤电厂向干旱的沙漠夜以继日的排放有毒气体；而在水电占主导地位的四川和云南，大坝淹没了无数的村庄，使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可谓“冰火两重天”。仅四川境内就有超过6600座水电站，省政府不得不严令禁止专为 BTC 开采而建的更多的小型水坝。
在内蒙古，煤炭电力推动经济增长的势头直到2012年才逐渐放缓。自那时起，煤炭价格开始大幅下跌，更糟糕的是，政府开始收紧环保政策，导致煤价进一步下行。
2014年，北京被浓重的黑色烟雾所笼罩，东北地区的学校和机场被迫关闭数日。中国政府试图让国家摆脱对煤炭经济的依赖，导致内蒙等地区的经济遭受重创，已经画好蓝图会预期增长的城市，现已基本空置，出现了鄂尔多斯这样著名的“鬼城”。
数字资产的出现生逢其时，似乎将生命的活力重新注入了上述地区。鄂尔多斯的康巴什在其行政范围内为 BTC 矿工提供了优惠电价。他们曾给挖矿设备头部供应商比特大陆报出过每千瓦时0.04美元的低价。这一费用比该地区大多数企业支付的电价低30%左右。
饶有兴味的是，在距离比特大陆主矿场200公里的鄂尔多斯市郊，坐落着中国最大的露天煤矿哈尔乌苏。可见，人们寄希望于 BTC 挖矿能够再次收获财富。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报告称，“2018年1月，中国互联网金融风险整治领导小组要求地方政府取消对 BTC 矿业公司的优惠政策。”然而，地方政府并未严格执行这一指示。与我交谈的几位矿工表示，双重交易仍很常见。当然，省级政府的检查确实有所增加。内蒙古和新疆的一部分挖矿设备被查封，运营场所被迫关闭。
中国巨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创造了大量的能源盈余，这反过来又压低了能源密集型BTC开采的成本。图片来源：Adrian Greeman/Construction Photography
在中国，挖掘 BTC 的人大致有三类。一是顺应潮流，希望获得丰厚回报；二是那些偶然进入该行业的人，他们有特权获得廉价电力 (要么是他们自己的，要么通过关系)；三是那些真正对BTC及其相关产业抱有信仰的人。
中文世界有一个非常传神的短语“割韭菜”，常与那些为追求财富而盲目进入某个行业的人联系在一起，因为韭菜长得很快，一丛收割完，另一丛很快就会长出来。
数字资产的基本交易量是名声在外的可疑。专注于区块链研究的 Chainalysis 公司估算的 BTC 真实交易额约为8120亿美元，这比 Satoshi Capital Research 等机构出具的3.3万亿美元的交易总额要低4倍。这意味着，在这个行业中，洗牌交易(Wash trade) 非常盛行，本质上与受监管的传统金融市场中的“拉盘出货”并无不同。
由于缺乏可靠的知识，以及有影响力的人推动市场，使得投资数字资产十分困难。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n) 的研究显示，97%的 BTC 仅由4%的市场参与者持有，这个极少的群体拥有巨大的财务影响力。
2017年，中国最著名的天使投资人之一、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在一次非公开会议上表示，区块链是一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伟大技术革命。虽然他在发表演讲时已经做了保密要求，但无疑，他的论调还是被泄露出去了。次日，国内区块链概念股大涨5.7%。
即使在今天，由于交易所被关闭，代币融资被禁止，微信上仍然活跃着不计其数的 BTC 加密群组，并且，一旦开放注册，短时间内很快就会满员。他们交换着币价和场外交易的各种信息，讨论哪种 VPN 最好用以及哪里有令人兴奋的挖矿行动。核实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几乎不可能。
许多在2017年进入市场的矿工受 BTC 贬值的冲击尤其严重。他们在机器很贵的时候入场。一位挖矿大佬告诉我，他在繁荣时期以每台4万元的价格买了很多 D9 矿机，结果却看到它们随着 BTC 的价格一起下跌。最终，他以几百元的低价卖掉了这些设备，并将矿机数量从3万套减少到不足7000套。
矿场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立起来并投入运作。因此，那些打算以特定价格进入市场的矿商，往往会发现自己在市场反弹时措手不及。
Coinbase 的数据显示，全球有60万家矿场在经济衰退期间关停，其中大部分都在中国。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中国在过去20年经历了两次巨大的繁荣浪潮。第一个是房地产，第二个是股市繁荣。
2015年股市崩盘时，BTC 意外的获得了全球关注。对于那些未能在前两次浪潮中受益的人来说，即将到来的加密经济大潮异常诱人，散发着莫名的光环，让他们无法自拔。
此外，普通人赚取巨额财富的故事也撩拨着人们的神经，比如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二十年间从一名普通的英语教师晋级为中国首富。政府把这个案例作为一个正面教材进行宣扬——当你努力工作，一切皆有可能。这是新时代的“中国梦”，是亚洲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如果他们可以，为什么我不行? 如果一个来自贵州的农民——老干妈创始人陶华碧——都能建立起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酱料帝国，那么，投资一个用数学原理从以太中挖出来的 token 真的那么荒谬吗?
我的朋友“小米鸽子”(网名)，是我在成都参加一个名为 Crypto-Monday 的区块链聚会时认识的。他给我引荐了一些矿工，他们是本文的资料来源。
在去参加聚会的路上，我问他：“你投资过 BTC 吗？”“投过，损失了十年的工资。”他平静地告诉我。后来，当我问他是否愿意拼车回家时，他告诉我，他已经搬到了成都外环之外的一个郊区，坐地铁加公车要2个小时。严格来说，那已经不在成都市了。
然而，对于仍留在这个行业，能够获得电力资源或对市场还有信心的矿工而言，他们会一边稳定作业，一边祈祷。
这些曾经投资巨大，拥有实体矿场，业务逻辑复杂的人，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就像哈金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那样。但是，内心深处，他们其实抱有很大期冀。因为他们过去也经历过类似的风暴，这只是通往财富之路上的一个新障碍而已。
在发改委发布公告之前，大部分与我交谈的的矿工都相信去年 BTC 崩盘后的市场现状类似于世纪之交的互联网泡沫——它消灭了投机者，沉淀下来的将是能够引领加密行业走向专业化、成熟化的重要人物。
听起来有点讽刺。互联网泡沫破裂，良性竞争催生巨头，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技术垄断。它们拥有无视政府的权力，以及完备的隐私监控工具。互联网正在分裂，而中国却将自己隔绝在一道墙后面。
后来，出现了乌托邦式的技术理想，对互联网进行改造和革新，或者重新打造一个去中心化的全球空间。对 BTC 矿工的重新洗牌，只留下了实力雄厚的玩家，业余者会被淘汰出局。
2011年，BTC 还没有中文名字的时候，张景阳就开始投资这个行业。他是比特币创始人中本聪的信徒，是其伟大的分布式理想的一部分，把连接矿机和 PC 作为一种爱好。
当我问他是否还在挖矿时，他笑了。“这太复杂了，有地方监管的风险，而且成本太高。我现在只投资基于云计算的挖矿。”
如果中国真的全面禁止挖矿，市场可能会被再次分散，但这似乎不太可能。由于预期会出现监管政策方面的变化，大量的中国矿工将目光投向了海外。
英国《金融时报》称，在数字资产中，比特大陆的机器相当于“淘金热”时期的铁锹。这家矿机巨头此前宣布，计划在四川部署20万台机器，以充分利用雨季时候的廉价水力发电。
我曾与一位持有该公司大量股份的投资者交谈，他漫不经心地提到，他正在帮助比特大陆开拓中东市场。毫无疑问，如果发改委真的决定“一刀切”，这些矿商马上会去其他地方。
高先生简略地谈到了他的业务转移计划。可能是美国，在那里，他感觉监管环境更加宽松。但他也认为，还需一段时间规定才会生效。当下，他有更紧迫的事情要做——移动机器，与当地政府协商谈判，确保他的矿场不会被关闭，并找到一个电力稳定，价格优惠的地方。
在他看来，BTC 和中国的其他事物一样，同样受制于琐碎的地方政治。
当我问他为什么愿意投身其中时，是不是只为了钱？他的眼睛亮了起来，他说道：
“BTC 就是未来。我想有一天告诉我的儿子，我没有眼睁睁地看着历史从我身边经过，我是其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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