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7月24日上午，乘客登上SS Eastland时，这艘船在芝加哥河中翻覆。乘客中，许多是来自欧洲的移民，他们被困在船体内，造成超过844人丧生。造成这一悲剧的根本原因是监管不力。
1914年泰坦尼克号沉没后，政策制定者迅速更新海上安全法以保护乘客。人们普遍知道，泰坦尼克号的救生艇只能容纳大约三分之一的乘客，这成为政策制定者关注的核心问题。于是，他们签署了《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和1915年的《海员法》。这些法规要求船舶根据其载客量而非吨位来配备救生艇和救生筏。《海员法》的实施允许客船运营商通过增加或改装救生艇来提升船舶的载客能力。
对SS Eastland的运营商而言，这意味着他们需要增加救生艇、救生筏和吊艇架以符合SOLAS公约的规定。他们的逻辑是什么呢？通过增加安全设施，他们可以提高船舶的载客能力，从而增加利润。这与监管机构的初衷背道而驰，但却符合他们制造的激励结构。如果没有这些额外的安全设施和由此带来的载客量增加，这艘船或许不会沉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试图避免另一起泰坦尼克号悲剧的努力最终引发了一场新的悲剧。
SS Eastland的悲剧正是规定性监管和其相应激励结构的意外结果。从最初旨在保护乘客的良好意图，竟变成了一种提高乘客入住率的手段。
政策制定者还有其他选择。例如，他们可以要求海事组织采取“所有合理的预防措施”以确保乘客安全，然后让运营商决定如何最有效地实施这一原则，当然，这还需结合监管机构的监督。这种基于原则的方法将使激励结构与结果对齐，而不是仅仅关注投入。这需要行业的灵活性，使他们既能从保护乘客中获益，又能有创意地实施这一目标。同时，监管机构也需要了解企业的独特运营方式和产品，审查定制和校准的方法，并考虑可能被忽视的新解决方案。
这样，乘客的安全将得到保障，行业将产生并分享创新的解决方案，运营商也会得到明确的、基于结果的指导原则来指导他们的行为。
一百多年过去了，监管机构仍在重复这一错误，试图通过规则来规范性地“解决”潜在或想象中的负面结果。除非在极少数情况下不可避免，否则这种规定性方法既不实用也不高效。今天与1915年相似，更有效的方法是采取基于原则的方法。
对于新兴技术而言，基于原则的方法尤为关键，因为新兴技术的发展速度快，而且往往十分复杂，以至于监管机构难以为其成功指明道路。相反，基于原则的方法最能帮助监管机构在快速变化、动态的环境中实现其目标。
一个典型的案例研究是美国对加密货币监管的方法。在缺乏明确的法规指引的情况下，一些机构依然坚持使用为传统中心化参与者制定的遗留性规定，并将其应用于web3，而无视其效果进行执行。创新的web3公司如今面临“遵循或消亡”或“因遵循而消亡”的困境，这被称为“恐吓性监管”。我从未见过比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当前对加密货币持有的更为强硬的恐吓性监管实例，这种态度使美国的创新面临巨大风险。
基于原则的模式并非纸上谈兵。在我在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担任委员的四年多时间里，我亲眼见证了基于原则的监管框架的优势。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在其授权法规《商品交易法》（Commodity Exchange Act）中要求许多主要规则基于原则，而非规范性。这一框架强调结果导向的监管，鼓励CFTC监管的实体以适应其特定运营的方式满足“核心原则”。其结果是一套高度灵活的监管方案，公司在监管机构的紧密监视下，积极探索并与监管机构合作，以确保其充分了解不断变化的市场结构、业务范围、运营、风险以及监管结果。这可以被视为“对话式监管”。
在思考加密货币的监管模式时，其他监管机构和政府可以从这种方法中获得启示。基于原则的对话式监管模式通过在web3企业家和监管机构之间建立透明、富有成效的对话，为负责任的创新带来巨大好处。其目标是确定如何最佳实现该技术的益处，了解其如何解决现有风险，并寻找创新的解决方案来应对新的风险。这种对话使基于原则的监管框架能够更有效地实现政策目标，如保护消费者，而不会导致负面的意外结果或错误激励措施，同时为这一新兴但至关重要的创新提供清晰指引。
与SS Eastland相似，web3的潜力可能会在试图解决传统中心化风险、创造不恰当激励以及破坏该技术核心利益的过度规范的规则下受到扼杀。相反，这一技术需要基于原则的政策支持，而不是开源协议或模型。避免与行业进行有效对话的后果可能会削弱加密货币的革命潜力。
如果监管机构继续坚持法定货币的统治，这个行业将难以在美国茁壮成长，并可能转移至其他更适宜的法域。最终，他们的误判将影响公众，损害美国的领导地位，威胁国家安全，减缓增长，侵蚀个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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