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数字人民币的破与立》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5月，支付宝对部分用户上线了数字人民币模块，同时在选择添加钱包运营机构的页面，除了六大行外，网商银行的图标也已被点亮。这足以体现出，作为数字经济时代公私解决方案的混合体，数字人民币对于取代早已成熟的第三方支付机构意兴阑珊，其用意在于更高维度的金融稳定与货币竞争。
相比2017年央行以“断直连”事后监管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潜在风险，数字人民币是一次主动的超前出击，其后续影响也势必更为深远。所谓先破后立，数字人民币的破与立分别指向过去和未来，破的是悬而未决的现实痛点，立的则是日渐清晰的升维路径。
不破不立，数字人民币指向三大现实痛点
一破支付行业之割据，营造公平开放的支付环境。第三方支付机构依托于网购崛起，在网上交易信任匮乏的年代承担起担保交易的职责，以聚合性填补了中国信用卡市场的空白。此后，围绕支付场景第三方支付机构向线下扩张，以先发优势与网络效应不断发展壮大。根据艾瑞咨询数据，2020Q4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交易规模增长至71.2万亿，而2019年支付宝和财付通占第三方移动支付交易的份额为93.8%，形成“双寡头”格局。
然而，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繁荣背后却存在三大隐患，或干扰金融稳定与安全：其一为信息黑箱，2017年“断直连”前，第三方支付机构在多个商业银行开设备付金账户，而机构内余额的消费者交易记录并不透明；其二是备付金付息问题，第三方支付机构获取用户存放的大量流动性，却并不对此付息；其三为超范围经营，第三方支付机构通过在多个银行开设的备付金账户办理跨行资金清算，变相行使中央银行或清算组织的跨行清算职能。
2017年监管启动“断直连”，先是设立网联覆盖第三方支付机构的交易记录，此后逐步提高备付金集中交存至央行的比例，2019年1月14日实现支付机构备付金100%交付央行，以此有效防止第三方支付机构主导的信贷无序扩张。如果说2017年的“断直连”是监管对于第三方支付机构潜在风险的事后应对，那么数字人民币则更像是在监管与创新赛跑途中的主动出击，将从更高维度上重塑支付格局。数字人民币将数据主权让渡回央行监管的传统金融体系之下，同时强化市场机制在货币流通过程中的作用。伴随互联网企业的流量与数据优势逐渐失效，零售层面的支付壁垒与市场分割将会大概率被打破，合资质的金融机构由此站在同一起点，开展围绕数字技术与创新能力的市场化竞争。
图1：依托于互联网的第三方支付机构独有优势将被削弱
资料来源：IMF，Wind， ICBC International
二破人民币国际化之阻碍，建立适配数字经济的金融基础设施。2020年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贸易国与第二大经济体，但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仍与美元存在不小差距。自811汇改后，人民币国际化便陷入瓶颈期，人民币国际支付的市场份额长期停滞在了2%左右。IMF研究认为，当前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仍旧稳固，主要是基于其金融市场的开放深度以及过去多年形成的强大货币使用惯性，但是以史为鉴，以数字货币为首的科技进步或将成为快速挣脱惯性的重要力量。
数字人民币是央行的数字形式负债，其优势不只在于提升支付效率，更在于降低基于中介机构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敞口。面向数字经济主导的世界，数字人民币致力于成为新一代的金融基础设施，它不仅是用户实现数字化需求的载体，也是货币适应于数字化世界的起点。当前，中国已在数字经济领域取得先发优势，若能将货币支付与多样化数字服务相结合，以前沿服务带动货币使用，有望成为国际支付的最佳入口，从根本上提升人民币的国际竞争力，另辟蹊径动摇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降低对美元主导的全球银行系统的依赖。
三破政策传导之时滞，提供由总量向结构的精准调控工具。传统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以总量型为主，大开大合向实体经济的传导存在时滞，资金流向难以监测易引发金融系统的资金空转。此外，在疫情冲击、经济衰退、金融风险的三重压力之下，各国政策空间也逐渐逼近极限。
2020年，中国的“直达性”经济政策成为创新亮点之一，货币政策强调“直达实体经济”，财政政策强调“直达市县基层”。所谓直达，一是要迅速，二是要精准。数字人民币的推出将以自主可控助力政策直达，成为打破传导时滞、实现精准滴灌的重要工具。
一方面，数字人民币完善了对发行货币全流程的监测，通过大数据分析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制定提供量化参考。另一方面，数字人民币的可追溯性与可拓展性，为政策定向传导提供了技术支持。例如，此前财政补贴通过银行账户体系下发至各级政府，地方政府再将资金定向分配至纾困企业与人群，但由于地方政府向上汇报存在时滞，或出现资金下达效率较低以及资金使用偏差的情形。而在应用数字人民币的理论情境中，央行能够追踪每笔资金是否合理使用，并在资金抵达终端用户后，关闭追踪功能以保护用户后续使用的隐私。从央行公布的专利来看，数字人民币还具备加载智能合约的技术条件，可根据经济状态、贷款利率、流向主体和时点条件触发，从而有效避免货币空转，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详见附图2）
图2：基于公开专利学术推测数字人民币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中的可能应用
资料来源：PBOC, ICBC International
破而后立，未来数字人民币的四大升维路径日益清晰
第一，学术测算下发行规模或超2万亿。数字人民币整合商业银行和第三方支付机构等各类支付渠道，并依托于已经成熟的线上线下支付场景全面渗透。结合数字人民币可在事业单位作为各类补贴的发放形式，数字人民币的普及速度或将超预期。基于支付宝当前约65%的全民渗透率，我们假设十年内数字人民币渗透率或将达到70%。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渗透率高，但为了防止出现“狭义银行”及潜在的挤兑风险，数字人民币单人的平均持有额度将始终受限。公开材料显示，匿名情形下的数字人民币总余额上限为1万元，实名使用上限则为50万元，如要获取更高额度，可能还需要额外的登记手续，因此数字人民币主要覆盖的仍是日常消费需求。基于70%渗透率以及单人平均持有额度2,000元的假设测算，2030年数字人民币发行数量或超过2万亿，占基础货币比重约为6%。而从交易层面，数字人民币的年支付额或将超过20万亿，占社会总消费比重超过20%（详见附图3）。
图3：基准假设下数字人民币发行与交易规模的学术测算
资料来源：IMF，Wind， ICBC International
第二，加速传统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数字人民币是适配数字经济的新型金融基础设施，随之也将促进国内金融系统的整体升维。一方面数字人民币将发挥“鲶鱼效应”，全新金融基础设施的搭建注入新鲜血液，激励传统金融机构加速数字化转型。伴随商业银行底层IT系统的改造升级，各部门之间的数字协同将更为流畅，全流程数字化有望带来业务办理效率和风险管理能力的双重提升。另一方面数字人民币也催生“倒逼效应”，数字人民币加速金融系统的迭代升级，倒逼传统金融机构在业务探索中引入科技元素，在注重优化客户端使用体验的同时，全面提升风险识别能力，开发适应于数字经济时代的领先金融服务。在数字人民币营造的起点公平竞争环境下，金融科技企业的既有经验也为传统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样本和参考，助力金融机构跳脱出传统模式谋求进化。
第三，开启企业互信支付时代。过去十年，平台型的消费互联网快速发展，但其本质仍着眼于提升传统经济活动的效率，且日前已呈现出流量红利见顶的展开期尾部特征。随着数字经济时代来临，以万物互联互通为核心的产业互联网有望成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主导力量。产业支付与产业互联网相伴相生，基于产业互联网更高的数量级与机密性，产业支付也需给出相适配的新型解决方案。数字人民币所带来的支付清结算系统升级，恰好与区块链全程可追溯的特性耦合，打造安全、高效、互信的升维支付环境，激发数字经济的新一代潜能。3月1日，北京微芯区块链与边缘计算研究院日前与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基于中国首个自主可控的区块链软硬件技术体系“长安链”，推进数字人民币企业应用。基于自主可控的长安链推进数字人民币的企业应用，将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支付与可信问题，赋能产业互联网加速进化。
第四，抢滩国际数字货币竞争。2020年4月，依托于互联网生态的Libra（现已更名为Diem）以退为进，弃币保链，致力于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金融基础设施。紧随其后，依托于美元使用惯性的数字美元项目发布了第一份白皮书，提出数字美元可以在数字经济时代帮助美国维持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IMF报告指出，以单一货币为锚的数字货币的货币替代效应甚至会比传统法币更强。由此可见，新一代国际货币体系的升维竞争已然开启，而数字货币就是最重要的抓手之一。相较Diem和数字美元，数字人民币却是理想谈得少，落实做得多，当前其试点范围已经拓展至“10+1”，即10个城市+1个冬奥会场景，或以先发优势弯道超车。一方面，数字人民币借鉴了Diem的互联网生态效应，立足于国内数字经济的既有优势，积极与领先的互联网企业合作，通过不同应用场景加速渗透；另一方面，数字人民币广泛吸取各国研发经验，在技术细节处不断打磨。日前，中国央行参与了BIS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研究项目，探索不同国家央行数字货币系统的互操作性，有望借此在央行数字货币的全球规则制定中掌握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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